曹髦本来是无缘于皇位的，而仅仅是高贵乡公。六年前（曹魏嘉平六年，即254年），魏帝曹芳被司马师废黜，降封为齐王。曹髦因为是曹丕嫡孙，被选为新皇帝。当时曹髦才14岁。虽然年少，但是由于过早目睹了家庭变故、宫廷争斗和皇室日衰的政治现实，他显露出了与年龄极不符合的成熟和世故。正史艳称他“才慧夙成”，“有大成之量”。

曹髦从外地风尘仆仆赶到洛阳的时候，群臣迎拜于西掖门南。曹髦在门口下轿，要向各位官员回拜还礼。礼宾官员阻拦说：“礼，君不拜臣。”曹髦回答说：“我并未登基，现在也是人臣。”最后，曹髦在城门口向群臣恭敬还礼。进城来到皇宫止车门前，曹髦又下轿步行。礼宾官员又说：“天子有资格车驾入宫。”他又说：“我受皇太后征召而来，还不知所为何事。”曹髦步行到太极东堂，拜见太后。曹髦谨慎得体、大方稳重的言行赢得了朝野的称赞，史称“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曹髦不仅会说话办事，而且个人能力非常出众。古代考察一个人的能力主要是看他对儒家作品的理解程度和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曹髦虽然年纪轻轻，却能在太学里与年长的儒者们谈论《易经》、《尚书》及《礼记》，而且能谈出新意来。同时曹髦还是古代历史上数得着的画家，画迹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图》、《新丰放鸡犬图》、《于陵仲子像》、《黔娄夫妻像》。评论家说他的作品“其人物故实，独高魏代”。

也许是个人素质之高，让曹髦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起兴复皇室的重任。为了收复已经涣散的人心，革清政治，曹髦在即位初就派遣侍中持节分巡四方，观察风俗，慰劳百姓，纠察失职官员。他以身作则，一改祖父辈大兴土木、奢侈享乐的风气，“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为了赢得军队的好感，曹髦多次下诏哀悼军队伤亡的将士，安抚那些饱经战火创伤的地方。但是他能做的也仅仅是这些象征性的举措而已，司马昭牢固掌握着朝廷实权，曹髦还是逃脱不了金丝笼中鹦鹉的命运。中兴的欲望和现实的压抑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了曹髦心理失衡，加上血气方刚，他就上演了赤膊上阵身亡殉位的一幕。

在曹髦刚登基的时候，司马师曾经私下问亲信：“新皇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一旁的钟会回答说：“才同陈思，武类太祖。”钟会是大世族大官僚家族出身，他将曹髦与曹植和曹操的文才武略相比，可见对曹髦的能力评价之高。司马师听完，轻声说道：“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社稷有福了啊。”实际上，他用凝重后悔的眼神注视着弟弟司马昭，心想：“这回，我们哥俩可能选错了人。”

现在曹髦在进攻的路上被自己的党羽当众刺死了，司马昭听到消息后大惊失色，喃喃自语道：“天下将怎么看我啊？”

司马昭所谓的天下其实是指天下的世族大家们，没有权臣会对普通小百姓的感受投入过多的关注。东汉开始兴起的世族势力在三国曹魏时期得到了膨胀，他们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一些家族世代垄断某些官职。司马家族本身就是大世族，又是依靠北方世族的支持上升起来的政治势力。现在小皇帝暴亡，而且是被自己间接杀死了，世族大家们怎么对待这件事，司马昭心中没底。

司马昭先跑到宫里去，对着曹髦的尸体放声大哭了一场，然后下令召集贵族百官，商量对策。他毕竟对突然的变故心虚，极需要将这件事情尽快摆平。他下令收殓皇帝尸首，开始操办丧事。多数贵族百官都应召来到皇宫，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对皇帝的“驾崩”悲伤欲绝。少数贵族官员没有来到，其中就包括大世族出身的陈泰。

司马昭极需要所有世族的支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去召陈泰入宫，理由是皇帝突然驾崩需要会集大臣商议，双方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司马昭不需要说什么，多次派人催请就是他最明显的态度了；陈泰也不需要问什么，去还是不去也是他最明显的态度了。最后，陈泰还是去了皇宫，这是天下政治力量对比的客观结果。

司马昭紧张地握着陈泰的手，问道：“天下将怎么看我啊？”

陈泰冷静地回答说：“斩贾充，才能稍微平息天下人的议论。”

这段对话发生在两个政治高手之间。司马昭开门见山地刺探陈泰对自己支持的要价。陈泰不追究皇帝的真正死因，只是要求杀贾充以谢天下。他要求杀贾充既是对曹魏王朝做个交代，也是寻个心理安慰。整个对话简洁而直入主题。但是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为司马昭解决了曹髦进攻的难题，是有功之臣。更重要的是，贾充也是一大世族。杀贾充来掩饰自己的罪行对司马昭来说，代价太大了。因此他不同意陈泰的要价，他还需要贾充这个得力助手协助完成代魏的过程呢。

因此，司马昭又问陈泰：“杀其他人，行吗？”

陈泰坚决地说：“但见其上，不见其下。”皇帝的死事关重大，只能杀官居高位的人，而不能找一两个喽啰顶罪。

司马昭决定抛开陈泰，强硬摆平这件事情。他高声宣布：“成济弑君，罪大恶极，应诛灭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