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离开了孔子和《论语》，“哲学的突破”这一命题就无从谈起。我们说，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如果说西方各种文化形态重在求真，中国的各种文化形态便是强调求善。旧时代从硕学鸿儒到武术教师，教徒弟的第一课便是如何做人，如何讲“德”。他们让学生或徒弟背诵的座右铭或警句，多出自《论语》。

中国的传统道德资源，经过几十年的弃若敝屣之后，在某些通都大邑简直成了稀罕物，讲求道德者往往被看作是傻瓜，以致有人惊呼当今是一个物欲横流、铜臭熏天的世界。但在若干“民智未开”的穷乡僻壤，我们古代典籍中蕴含的道德观念却依然留存。村夫农妇，或许他们一字不识，其言语行为中却处处体现着“仁、义、礼、智、信、忠、孝、温、良、恭、俭、让”等为人处世之道，并以此言传身教。这类所谓“礼失求诸野”的现象说明了传统道德观念确实历久不灭，深入人心；同时也促使我们再也不能“舍弃自家无尽藏，沿街托钵效贫儿”（朱熹诗）了。我们需要重读《论语》，它是中国人的人生教科书。

《论语》究竟讲的是什么呢？

《论语》的核心思想，历来有两种看法，其一是“仁”，其一是“礼”。

历来研究《论语》的人多认为《论语》主要是讲“仁”的，认为《论语》重在讲“礼”的主要有王源、戴震、陈沣、王先谦及现代的柳诒徵、李大钊、陈独秀、侯外庐、蔡尚思、赵纪彬等。

杨伯峻先生认为《论语》的核心是“仁”。他做了一个统计：《左传》中“礼”字出现了462次，“仁”字只出现了33次；而《论语》中“礼”字出现75次（《论语词典》统计“礼”字出现了74次，见《论语译注》311页），“仁”字出现了109次（《论语译注·试论孔子》16页）。

我们认为，《论语》的核心思想确实是“仁”。

《论语》中的“仁”一词不能一概而论。从大的方面说，它指在天下范围内行仁政；从小的方面说，它指“爱人”，指忠恕，指做人的根本——孝悌。要做一个真正的“仁人”很难，但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一点一滴地行善——践履仁德。

一、“仁”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本质所在，人活着就要践履仁德；同时，“仁”也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与目标。志士仁人，一方面时时与“仁”同在，“不违仁”，一方面以在天下实行仁德为己任。“仁”既是最高境界与目标，义、忠、恕、孝、悌都是广义的“仁”的子项。

二、“仁”是实践“天下为公”这一最高目标的重要步骤。

在《礼记·礼运》中，记载了孔子关于“天下大同”的设想。这一设想就是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已不只是“仁”，而可以称为“圣”了。这一点，尧舜也未必做到了呢？这可以看出，“圣”包含了“仁”，“仁”与“圣”是一致的。

三、“仁”是从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仁”是爱人。践履仁德的方法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

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仁”是否就高不可攀呢？不是！成仁入圣，一般人难以企及；但要践履仁德，却随时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为仁由己”（《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当然，“仁”不是琐碎的道德规范，而是“一以贯之”（《里仁》）的。具体说来，“仁”即是“爱人”，“仁”的本源是孝悌。因为行仁的方法，其实就是将对亲人的爱加以推广扩充，所谓由近及远，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亦即宋代张载所谓“民吾胞也，物吾与也”。这种将亲情之爱推广到极限的“博爱”，把人类精神提扬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但可以用以疗治当今物欲横流的人类社会，同样，可以拯救因人类过度索取而面临灭顶之灾的地球家园。

四、就“仁”与“礼”的关系来看，“仁”是本，“礼”是末；“仁”是里，“礼”是表；“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仁”是终极目标，“礼”是保证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一种约束，是规范与制度。

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词典》统计，《论语》中“礼”一词共出现74次，其意义为“礼意、礼仪、礼制、礼法”。我们以为，礼仪、礼制、礼法都是为“天下归仁”这一目标服务的。